介绍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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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

  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轼、苏洵、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在中、西文化碰撞、互补的发展趋势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中国传统道德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话完全正确。因为从世界各国来看,像中国这样几千年如一闩重视伦理道德的还没有第二个国家。什么叫做中国传统道德?或者说中国传统道德有哪些内容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每个人的回答都可能不一样。我讲讲自己的看法,我想这里面起码应包括这么几部分内容。

  第一,正如我的老师——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曾经说过的《白虎通》当中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叫三纲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这个我们先不讲它。六纪,一是诸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诸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长;六是朋友。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七八糟。现在马路上为什么要有交通警?为什么要有红绿灯?这就是一种规则,一种规章制度,要求大家都来遵守,这样社会生活才能进行。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

  第二,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那么,什么叫国,什么叫天下呢?在周代来讲,像齐国、燕国、郑国等国是国,天下则指整个周代的中国。现在像中国、日本叫国,天下就是世界。个人要从内心出发,正心、诚意,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第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上述三个方面是古代伦理道德最先最主要的内容。懂得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大体就了解了中国伦理道德最基本的内容。我们的道德伦理又全面又有体系,其他的内容当然就多了,需要写一部中国伦理学史来阐述。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特殊性非常之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古希腊一直到古印度,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可是内容这么全面、年代这么久远、涉及面这么广泛的道德规范,在全世界来看,中国是惟一的。现在中国周围这些国家,像日本、韩国、越南等,有一个名词叫汉文化圈,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基本上都受我国的影响。

  我们一向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现在我们的考古发现越多,就越证明我们的历史长久。比如代连尧、舜、禹、汤的禹都有怀疑是不是确有其人,现在已经证明了有禹这个人。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我估计将来考古发现不但有夏、有禹,一定还会有更古的尧、舜,还要往上发展。总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考古发现越多,我们的历史越长。这是从形成的历史时间看。

  比如“孝”这个概念,“三纲五常”里面都有。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么具体。何以证之呢?可以看一看欧洲现在社会的情况跟我们作比较。当然现在青年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愚忠愚孝,“割肉疗母”我们也不提倡,可是就拿眼前来讲,我们中国的青年人还比世界各国的要孝得多,虽然程度不如以前了。我是研究语言的,有件事件很有意思:把“孝”这个词翻译为英语,用一个词翻译不出来,得用两个词。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不能说外国没有孝,但是孝并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译过去就得用两个词。英文里面两个什么词呢?就是儿女的“虔诚”与“尊敬”,而在中文中光一个孝就够了。这就说明“孝”这个词有中国的特点。

  我认为中国伦理道德中有两点值得提倡,第一点是讲气节、骨气。一个人要有骨头。我们现在不是还讲解放军硬骨头六连吗?文章也讲风骨。骨头本来是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例子很多。《三国演义》里有个祢衡敢骂曹操,不怕他能杀人。近代的章太炎,他就敢在袁世凯住进中南海称帝时,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骂袁称帝。这种骨气别的国家也不提倡。“骨气”这个词也不好译,翻成英文也得用两个词:道德的“反抗的力量”或者“不屈不挠的力量”,我们用一个“气节”、“骨气”,多么简洁明了。我们中国的小说中,随便看看,都有像祢衡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崇拜包公?就是因为他威武不能屈。皇帝掌握尘杀大权,但皇帝做错了包公照样不买账;达官显贵虽然有钱有势,包公也照样不买账。这种品行外国是不提倡的。

  我常对年轻人讲,不仅在国内要有人格,不能一见钱就什么都不讲了,出国也要有国格,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忘记国格。

  第二点是爱国主义。世界上真正提倡爱国主义的是中国。比如苏武北海牧羊而气节不改的故事,连小孩都知道。写《满江红》的抗金英雄岳飞,他的爱国精神更是历代传诵,后人在杭州西湖边专给他盖了一座庙。又如文天祥,谁都知道他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全国都有他的祠堂。近代、现代的爱国英雄也多得很,如抗日战争中的张自忠、佟麟阁,等等。

  当然,我们讲爱国主义要分场合,例如抗日战争里,我们中国喊爱国主义是好词,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压迫别人、侵略别人、屠杀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所以我们讲爱国主义要讲两点:一是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二是我们决不让别人侵略。这样爱国主义就与国际主义、与气节联系上了。

  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问题,我想最好先举例来说明。大家都知道《歌德谈线日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录中,歌德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好逑传》。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这是我这几年宣传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男女谈情说爱,相互彬彬有礼,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可以说,《好逑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多与《今古奇观》处在一个水平上,甚至中国文学史也不会写它。可是传到欧洲,当时欧洲文化的第一代表人歌德却大加赞美。但他是有根据的。虽然我国这类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有些理想化,像《西厢记》。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文化泰斗看来,起码中国作者心中的境界是很高的。歌德指出的这一点不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吗?

  我认为,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看,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德的精华,在21世纪的将来,会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所期望的。

  我曾经把文化分为两类: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连汽车、飞机等等当然都包括在内。

  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前二者用不着再细加讨论,对于第三者,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周先生的论述和观察,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觉得,他列举的这一些现象基本上都属于民族心理状态或者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畴。

  把这个观察应用到中华民族文化上,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寅恪先生实际上已先我着鞭。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寅恪先生写道: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中略)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中略)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檠、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我只举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全出于《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

  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入学”,注重的是人。

  假如说希腊人注意人与物的关系,中东地区则注意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是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的特点是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非常重视现实的人生。

  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证明。他自己还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爱克曼谈“中国的传奇”时,他说: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平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中略)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

  我在上面的论述,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251页。

  《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最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的高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在接受几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大家都认识到,文化建设的任务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能专靠科技来支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决不能是例外。

  在众多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具有独创性的意见。我从中学习了不少的非常有用的东西。我在这里不详细去叙述。我只有一个感觉,这就是,讨论中国文化,往往就眼前论眼前,从几千年的历史上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不够,从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广阔的宏观探讨更不够。我个人觉得,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

  我们眼前的情况怎样呢?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了西化的道路。当然,西化的开始还可以更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明末清初。但那时规模极小,也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所以我不采取那个说法,只说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从全世界文化交流的规律来看,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垄断了世界。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吸收过去。这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到处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记。在文学方面也形成了“世界文学”,从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统一了全世界。在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等等方面,莫不皆然。中国从前清末叶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帝国统治、辛亥革命、洪宪窃国、军阀混战、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到了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试问哪一件没有西化?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我看,除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以外,我们真可以说是“全盘西化”了。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不可抗御的事。我一不发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老太;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遭到破坏,对中国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消失,我并不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世界潮流,决不能让时代潮流甩在后面。这一点,我想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有识之土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它也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人的心理上。在解放前,侨居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园里竖上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人内”。这是外来的侵略者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污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我们号称已经站起来了,然而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未消失。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五十年代曾批判过一阵这种思想,好像也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到了十年浩劫,以“”为首的一帮人,批崇洋媚外,调门最高,态度最“积极”。在国外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戴上了这顶帽子。然而,实际上真正崇洋媚外的正是“”及其爪牙自己。现在,“”垮台已经十多年了,社会上崇洋媚外的风气,有增无减。有时简直令人感到,此风已经病人膏肓。贾桂似的人物到处可见。多么爱国的人士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有识之士怒然忧之。这种接近变态的媚外心理,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好,凡是外国人都值得尊敬,这是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中国烹调享誉世界。有一些外国食品本来并不怎么样;但是,一旦标明是舶来晶,立即声价十倍,某一些味觉顿经改造的人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连一些外国朋友都大惑不解,只有频频摇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来谈中国文化,真正是戛戛乎难矣哉。在严重地甚至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抬高西方文化,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只有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样怎么能够客观而公允地评价中国文化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要评价中国文化,就必须贬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确有它的优越之处。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人之所以努力学习西方,是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以后的将近一百年中,我们逐渐发现,西方不仅是船坚炮利,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他们都有许多令人惊异的东西。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还有不少人有这种提法或者类似的提法。我觉得,提这个口号的人动机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人出于忧国忧民的热忱,其用心良苦,我自谓能充分理解。但也可能有人别有用心。这问题我在这里不详细讨论。我只想指出,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固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过的道路上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评价中国文化,探讨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样的大问题,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必须把眼光放远,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放在眼中,更必须特别重视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观。我是主张人类文化产生多元论的。人类文化决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法西斯分子有过这种论调,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或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间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这种相互学习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

  倘若我们从更大的宏观上来探讨,我们就能发现,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文化,欧洲史学家早有这个观点,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里(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上、中、下三册,1986年第5次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世界历史全局出发,共发现了二十一个或二十三个文化(汤因比称之为社会或者文明):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又可以分为拜占庭和俄罗斯两个东正教)、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又可以分为中国和朝鲜、日本两部分)、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印度河流域社会、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马雅社会、黄河流域古代中国文明以前的商代社会(见原书上册,页43)。

  汤因比明确反对只有一个社会——西方社会这一种文明统一的理论。他认为这是“误人歧途”,是一个“错误”。虽然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经西化了,其他的社会(文明)大体上仍然维持着本来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原书上册,45—48)

  汤因比在本书的许多地方,另外在自己其他著作,比如《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1988年第一版,浙江人民出版社)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文明发展有四步骤: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在《文明经受着考验》页10—11,他提到了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沉落》,对此书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到了斯宾格勒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在《历史研究》的结尾处,页429—430,他写道:

  当作者进行他的广泛研究时发现他所搜集到的各种文明大多数显然已经是死亡了的时候,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论:死亡确是每个文明所面对着的一种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隶属的文明也不例外。

  了解了我在上面谈到的这些情况,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化,我们的眼光就比以前开阔多了。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是我们的骄傲,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汤因比对此也有所论述,他对中国过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评价。但是,到了后来,我们为什么忽然不行了呢?为什么现在竟会出现这样崇洋媚外的思想呢?为什么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们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历史的眼光。我们自己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不能躺在光荣的历史上,成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况,成为今天的贾桂。西方人应该力避一个极端,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行,自己’是天之骄子,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东西双方都要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的宏观上来看待中国文化,决不能囿于成见,鼠目寸光,只见片段,不见全体;只看现在,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个看法,只有一种评价。汉唐盛世我不去讲它了,只谈十六、七世纪以后的情况,也就能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从明末到清初,在欧洲约略相当于所谓“启蒙时期”。在这期间,中国一方面开始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也大量西传。关于这个问题,中西双方都有大量的记载,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六版,第五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较详细而扼要的介绍。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资料介绍一下在这期间中国文化流向西方的情况。

  很简单的嘛,可以选取诗经或者离骚里的一首诗来发散嘛,阐述中古诗里的浪漫主义或显示注意情怀,以及中国古诗注重意境,一般是粗笔勾勒所要表达的思想感触或者状物描摹,给人无限的空间去遐想回味,像一些名句都是这样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呀!还有乐府诗,田园诗,把李白、杜甫拉出来都可以呀。

  展开全部先秦之风骚,汉之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之小说。这些是个时期最兴盛的文学样式。